石油圈摘要
本報告通過調查印度投資環境及中資企業印度生存現狀，分析目前中資企業在印經營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并對比在印日韓企業發展情況，提出中資企業在印更好發展的建議。
一、引言
印度是全球經濟成長最快的新興經濟體和世界十大經濟體之一；在2015-16財年印度以7.9%的GDP增長率位列全球排行榜第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747美元，僅位于第129位；印度人口13億，大約有12.3%的人每天工資低于1.25美金（2011-12，世界銀行報告）；印度國土面積298萬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七位，礦產、石油、天然氣資源豐富，是全球黃金最大消費國；從印度的產業結構來看，印度第一產業比重49%，第二產業比重20%，第三產業比重31%，支持國家發展的工業占比較低。
印度的低人力成本，高人口紅利，薄弱的基礎設施和工業，快速增長的經濟，呈現出巨大的發展空間，使其成為國際上炙手可熱的新投資熱土。
截止2015年12月31日，中印經貿總額708.3億美元，進口611.4億美元，出口96.9億美元，逆差514.5億美元，印度是中國在南亞最大的貿易伙伴。2010年、2014年和2015年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存量分別為2.5億美元、11.84億美元和35.50億美元。短短一年時間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增長3倍，但投資總量與兩個大國間貿易體量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我國對印度直接投資仍然蘊含著巨大的潛力。有關數據顯示，我國目前僅排在印度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的第28位左右。
中印均為經濟高速增長的發展中人口大國，市場規模的迅速擴大孕育了大量投資機會。在全球生產鏈上，我國一直側重于硬件設備的生產，而印度則致力于軟件服務外包和生物制藥研發。國際金融危機后，兩國均面臨著加快本國經濟體制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任務，產業發展模式的互補性為擴大中印投資合作提供了充足的發展空間。
印度主要依靠服務業出口促進經濟增長，中國在短期內難以取代印度在計算機軟件、制藥、金融管理等領域的強勢。同樣，中國在基礎設施、電子產品領域的優勢，印度也難在短期內實現趕超。隨著兩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雙邊聯系將更加緊密。中、印雙方如能更加尊重彼此的比較優勢，加強合作，發揮合力，將創造共贏發展的良好局面。
目前，中印兩國在上海合作組織、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中俄印三國外長會議、東亞峰會、東盟“10+1”、亞歐會議、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等多邊國際舞臺上，已建立廣泛的雙邊對話機制，合作空間和領域空前擴大。加之近年來兩國高層互訪增加，“一帶一路”和“印度制造”等高層決策的高度契合，開放合作趨勢日益顯現。
因此，越來越多中國企業對印度市場表現出強烈的投資渴望和訴求。不過，多年來中國對印直接投資總量仍然較小、中資企業在印度經營數量和效益等不甚理想的現實也反映了投資印度對中國企業而言仍多少止于“看上去很美”的階段。
為此，中國工商銀行孟買分行作為目前在印經營唯一的中資銀行，以成立五年來的本地經營經驗，聯合孟買中資企業協會開展了“中國企業在印度生存情況調查”，旨在為現有在印的和即將來印的中資企業成功投資印度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
此次調查報告是一次嘗試，也是開始，一定還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的地方，后續我們希望在更多中資企業的共同努力下，一起尋找發展的良機，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悅，共同描繪中資企業海外發展更加美好壯麗的畫卷。
二、中資企業在印的基本情況和生存現狀
隨著印度逐步改善內外部環境，擴大開放程度，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來到印度投資。但通過向不同類型的具有代表性的機構發出的調查問卷統計，中資企業在印度的生存情況不容樂觀，多數中資企業并沒有實現預期的目標和盈利水平。根據調查問卷的反饋，中資企業在印發展的相關情況如下：
（一）中資企業在印投資方式
調查顯示，目前在印注冊的中資企業約431家，其中有限責任公司和私人有限公司326家，項目部、分公司和聯絡辦公室105家。中資企業在印度設立的公司主要以私人有限公司為主，部分為獨資子公司（由母公司100%控股），合資公司以及代表處、項目部辦公室和分公司機構較少。
所謂私人有限公司，就是在公司股份中最少含有一部份私人股份，由于該形式既能滿足國內母公司絕對控股的要求，又能快速的完成注冊手續（一般辦理周期一個月），因此成為中資企業是投資注冊本地主體的首選。
對中印合資公司而言，由于中印董事所代表的利益不同，成立前則需在公司章程中對董事的權利和義務進行諸多嚴格界定，特別是對涉及增資和投資等重大決策上董事表決權和否決權上需有約定，因此在決策過程中容易產生意見分歧，以致于影響中資企業的決策執行和戰略安排，所以合資成功的案例不多，采用該形式本地注冊的中資企業也就不多。
對中國企業在印的代表處（聯絡辦公室）、分公司和項目辦公室，之前在申設中通常由于印度相關部門嚴格審查影響，往往遇到很大阻力，一般需要多個政府部門審批，審批時限在一年以上甚至更久，作為管理準入的首問部門-印度央行也不承諾完成時限，所以盡管這些組織機構形式是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的優先選擇，但往往申請遞交后進展緩慢，所以成功申設并不容易。
從2016年4月起，按照印度央行頒布的新規，對符合相關投資規定申設成立代表處（聯絡辦公室）、分公司和項目辦公室，可以由外匯管理行（AuthorisedDealer)給予批復。故此，中國工商銀行孟買分行作為印度目前唯一中資銀行，具備印度央行認可的外匯管理行資格，可以為有意設立上述形式機構的中資企業提供快捷周到的準入審批服務。
（二）中資企業在印設立時間和所屬行業
調查顯示,中資企業大部分在2011年以后進入印度投資，特別是2014年莫迪總理執政后，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國內各種政策和外商投資政策不斷放開，使得印度成為外國直接投資（FDI）投資目的地，從2014年的第五位上升至2015年第一位，其FDI流入資本達308億美元，各國都更加重視印度市場的投資機會，希望從中爭取更多的市場份額。中資企業也不例外，2015年后中資企業投資印度更加踴躍，涉及行業日益增多。
從中資企業在印投資行業來看，主要以制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相關行業為主。其原因主要是，印度未經歷工業革命大發展階段，制造能力相對薄弱，基礎設施相對落后，這些領域對中資企業市場機會較多。同時，印度政府推動的“印度制造”的政策也是刺激中國企業瞄準印度制造業的主要原因，投資者意識到印度正在加快推動本土制造能力提升，廣闊的國內市場蘊藏著豐富商機。
（三）中資企業在印資產規模和經營狀況
調查顯示，中資企業在印資產規模相對不大，主要在10萬美元至500萬美元之間。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印度法律和稅收等環境較為復雜，中資企業初到一地都普遍比較謹慎，一般投資規模不大；二是中資企業在本地注冊企業中很多是貿易型和為投標項目設立的市場拓展類公司，投入規模要求不大，三是即使是制造型企業，由于現階段印度專業市場規模較小且產品種類匱乏，主要制造業的機器設備和零配件大多依賴進口，所以本地制造所需投資規模還沒有需求達到更高的規模。
調查顯示，2013年處于虧損的狀態的中資企業較多，2014年隨著莫迪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吸引投資、促進工商業發展的舉措，經濟環境逐步向好，中資企業盈利水平有所增加。2015年盡管全球經濟仍舊疲軟，但在印經營的中資企業盈利水平仍保持著上升趨勢。
（四）中資企業在印用工情況
調查顯示，大多數在印中資企業員工規模主要在20人以內，只有少數企業像華為、中興、三一重工等大型制造型企業員工人數超過300人以上。由于中資企業在印總體投資規模不大，導致企業用工人數不多。調查中，有65%的中資企業表示未來有擴大產業規模，增加用工的意向。
對大多數中資企業來說，本地化用工程度很高，很多高達90%以上，一方面是由于外派中方人員的成本較高，往往是印度本地員工成本的數倍，所以中方外派人員主要以管理層、核心技術人員以及市場開拓人員為主，另一方面是由于印度本土的低成本產業工人資源豐富，雇傭本地員工可以有效的降低經營成本。
此外，按照印度勞工法要求，雇員在100人以上的企業要設立工會，而印度工會時常為加薪和福利原因罷工，所以從便于管理的角度出發，中資本地企業對用工規模也有一定控制。
三、中資企業在印發展所面臨的困難
調查顯示，目前中資企業在印度生存中面臨諸多困難，如印度的法律環境，投資政策，稅收制度，外匯監管等較為復雜，中印文化差異大等，中資企業落地本地需要很長的適應期。中資企業投資印度前，預判不足，急于求成，沒有長期經營的打算，都是導致中資企業發展遭遇瓶頸的主要原因。
（一）中資企業遇到的市場問題
1.市場信息不透明，市場秩序混亂
印度政府在每年政府財政預算中會有一定金額用于采購，其采購金額到達一個標準時則需公開招標。相反，如采購金額未達到公開招標項目，一般多通過中介商與采購單位聯系安排，其招標信息并不對外公布，其中產生了很多腐敗現象。由于信息封閉、不對稱和失真，導致市場秩序混亂，這使得想進入印度市場的中國企業，常常需要支付高額的費用去換取市場上所謂的信息，不準確的信息導致企業投資決策的失誤，也從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國投資者對印度市場的畏懼。
如某并購企業在已成功入圍并購本土企業后，在第二輪策略性放棄參與下一輪投資，主要就是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導致對并購企業的信心不足。
此外，政府承諾事項經常拖期或不兌現，信息的可信度不高，也是投資印度的決策難以確定的一個因素。這主要體現在政府公布的一些文件中出臺時較為草率，摸石頭過河，規定不清晰，導致后期執行時標準也不盡相同。如印度央行曾發布的分公司、代表處和項目辦公室申設文件中，就沒有列明政府將通過哪些部委進行核實，批復的時間等，導致申設的機構只能無限期地被動等待，通過中介傳話的方式了解到一些信息，且不能保證信息的準確性。
2.基礎設施薄弱，投資環境有待改善
一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活動的很多方面都需要基礎設施提供支持，如電力生產和運輸是否充足，公路鐵路港口的網絡連通性和易用性等等，基礎設施的有效性對商業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盡管這兩年印度政府公布的GDP增速快于中國，但印度基礎設施差是外部投資來印度面臨的普遍問題。印度年人均發電量670千瓦時/人，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000千瓦時/人，拉閘限電時有發生，電力供應無法保證投資企業的正常生產運營。
印度的交通運輸網絡是另一個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雖然從公路里程數上印度排名世界前列，但道路通行質量和連通性仍處于欠發達水平。多年來，印度在發展交通、公共事業和電力行業制定了不少大規模投資計劃，但限于準入政策壁壘高、辦事效率低，財政資金有限等問題，這些投資支持基礎設施的薄弱也嚴重制約了中資企業在印的投資落地。
3.競爭壓力加大，商品價格戰激烈
很早進入印度市場的中資企業具備一定的先發優勢，但近年來隨著印度成為投資熱點，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企業競相投資，印度本土企業也在迅速長大，市場參與者的眾多導致競爭壓力愈發增大。而印度企業和消費者講究實用又對價格敏感的慣性，加上英語母語的優勢，也使得中資企業在印度市場拓展中不得不面對價格的挑戰。
有人比喻說，印度市場目前處于1.0版本，中國市場處于2.0版本，有些歐美市場是3.0版本，所以并不是先進的產品就適用于印度市場。比如乘用車市場，對大多數處于中產階段的印度人而言，汽車只是代步工具，高端汽車市場有但不是預期的那樣樂觀；在工程專用車領域，與環保排放相比，價格才是最重要的考量指標，所以現階段仍是相對便宜的塔塔汽車等本土品牌占有主流市場。
4.市場需求不足，實際與預期差別大
印度貧富差距嚴重，富人消費能力強，但為數眾多的民眾消費能力還處于溫飽階段，導致消費結構較為單一，很多行業市場特別是細分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市場并沒有預期中美好。部分中資企業在進入印度市場時存在一些市場判斷偏差，投資落地后發現市場訂單量提升緩慢并未達到其預期水平。
（二）中資企業在資金運營中遇到的問題
1.匯率波動大，匯率風險居高不下
近年來由于印度巨大的進出口貿易逆差，國內外匯儲備與黃金儲備不足，國內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等原因，盧比匯率相當不穩定，并導致近年來盧比一路下滑大幅度貶值，盧比兌美元在2010年僅為39:1，現在已跌至68：1左右，其貶值程度高達75%。
匯率的不穩定無疑給中國企業在印經營帶來了很大的挑戰，特別是對中資企業在印實施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涉及進口設備、投標等以盧比計價或鎖定盧比美元匯率的項目而言，更是面臨巨大的損失風險。此外，對有并表要求的中資企業來說，并表的匯兌損失也是集團繼續投資印度的一大障礙。
2.外匯管制嚴，資金進出難
印度是一個外匯管制嚴格的國家，對于資本項下的外匯要求強制結匯，對于貿易項下的外匯資金進出也要受到印度央行及外匯管理行的嚴格監管，外匯資金不能隨意進出印度。對于印度注冊企業在美元等外幣融資上也出臺了各種監管政策，不允許隨意借入外幣融資。
由于印度稅負較高，導致很多中資企業在投資規劃時都想以合理避稅的方式將利潤轉移回國，但從合法合規的實際要求和操作來看，這種設想一般很難實現，按照本地稅務要求，包括外派員工的個人薪金所得，須提供完稅證明后方可匯回國內，而且稅務審查非常嚴格，如有問題將面臨嚴重的罰款。
3.企業融資難，融資成本高
受印度多年來通脹水平高，外匯儲備少，經常賬戶赤字高等影響，印度政府一直采取比較保守的貨幣政策，嚴格外匯管制，以維護盧比的幣值穩定。但這也導致了銀行存貸利率居高不下（本地盧比貸款基準利率在10-14%左右），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過高等問題。
印度處于高速發展階段，企業利用杠桿舉債經營是現實的選擇，但對印度本土銀行而言，為規避風險，信貸偏好向大企業集中，貸大貸長貸集中現象在印度同樣存在，對一般企業來說，融資難和融資成本高是不得不面對的嚴重挑戰。
印度實行嚴格外匯監管，外幣借款必須符合印度央行要求，如借款主體、貸款用途、貸款期限和價格等等方面，因此實際情況中，也只有符合要求的一些大中型企業可以辦理外幣融資。
4.市場拖欠較常見，信用環境待提高
印度企業貨款支付通常至少1至3個月的延期支付，即使約定了支付時間延期支付和拖欠的現象也是屢見不鮮，應收賬款和壞賬占比較高是業內常態。很多中資企業在內部設立專門的機構來進行催收欠賬，效果也不盡人意。
目前“項目+融資”的模式在印度也較為流行，即業主往往明示，如想項目中標，投標企業需幫助業主融資，融資落實了才具備了參與競標的資格，而中資企業之所以愿意這么做，也是希望能夠盡早實現回款，同時利用銀行信用來轉移部分商業信用風險。
調查中發現，很多已進入印度的中資企業都已熟悉業內客戶拖欠尾款的一些潛規則，如A企業基本不會拖欠，B企業拖欠尾款5%但會提出一個拒付的理由，C企業拖欠尾款5%-10%且不會給任何理由等等，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印度市場商業信用還需不斷提高的現狀。
（三）中資企業在法規政策方面遇到的問題
1.法律體系復雜，對爭議處理沒有信心
調查顯示，79%的中資企業認為印度法律體系復雜，涉及法律問題一直困擾著中資企業，關鍵點在于心里沒底。印度法律傳承英國法律又更加上本土民主特色，案件舉證時限長，議而不決、決而不動比較常見，實際執行起來問題眾多。
主要表現在：一是合同中的條款爭議引起的問題。印度商務合同中內容詳細，部分專業法律用語中國人不甚了解與熟知，同時對印度法律熟知的中國律師又非常少，因此當一些條款在商務合同中沒有標明或僅以口頭協議約定，則日后糾紛不斷。二是與投資相關的具體法律問題。中資企業在印投資，對涉及勞動法方面的法律合規問題一般非?？粗?，但由于相關法律復雜，諸如勞動合同有效期、勞工假期、女性勞工產假、終止用工、勞資糾紛等都是中資企業在印度運營中常見的法律問題。
2.稅務體系復雜，稅種多稅賦成本高
調查顯示，有超過2/3的中資企業認為印度稅務復雜且稅率高。由于印度是聯邦制國家，除了國稅外，各邦均有相對獨立的稅務制定決策權，各邦地方稅形式各異，一般很難搞懂，如在印度稅法中部分稅種可以相互抵扣，部分稅種可向購買者收取等等。一些中資企業由于不了解印度稅法，在運營中可能會被多次計稅。因此，如要規避相關稅務風險，外資企業一般在本地都聘請獨立的會計稅務師，解決企業報稅，稅務抵扣等方面的專業問題。
印度的公司綜合稅負較高，本地注冊的私人有限公司為30%，分公司約43%，稅后的盈利情況對中資企業要求的高投資回報率往往是個挑戰。同時，印度政府要求所有企業需聘用具有審計資格證的審計機構對經營情況進行審計，歷年審計結果都要求保存，其后會按年檢查過往納稅情況，如果有偷稅漏稅行為被查證，將會面臨嚴重的罰款。印度稅務部門還有對過往納稅行為實施追溯調整的很多判例，對外資企業在本地經營來說，稅務風險比較高。
3.投資政策變化大，不確定因素較多
印度是民主選舉制度的多黨派國家，執政黨每5年會進行重新選舉，不同執政黨的執政方針也會有所不同，這導致國家的一些大政方針無法保持良好的延續性和完整性。比如國大黨政府和現任人民黨政府在礦山保護、拍賣，礦石出口，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政策在有些時候截然相反，在如礦山開發，石油煉化等一些行業的保護要求也不盡一致。
此外，部分政府部門對特定行業還有相關特殊性要求，如企業外派人數的限制，企業營運的范圍限制等。由于一貫的貿易保護傾向，對中資產品實施差別性管理要求屢見不鮮，如對鋼材實施最低限價和反傾銷調查等問題。
4.工作簽證申請難，辦理期限長
關于中國工作簽證申請和延簽，在印度政府有關簽證的文件中明文規定，所有國家中只有中國與巴基斯坦工作簽材料必須提交中央政府內政部審批，差別對待態度明顯。相比其它國家在印的工作簽，中國人申請工作簽證需要提供要求更多的材料，辦理期限一般在三個月以上，還經常不被批準，這就是很多中資企業總結的，工作簽流程長、資料復雜、簽發困難。
在實際操作中，由于流程和材料很多環節不透明，因此很多中國企業通過聘請印度本地中介機構辦理，除費用增加之外，工作開展難度也顯而易見。有鑒于此，很多中國企業以商務簽證形式派駐員工在印從事經貿活動，但這也導致派駐員工在很多方面都沒有法律保護，如無社保、不能發工資、不能個人名義租房，辦理銀行卡等，進而企業運營也有一定的風險隱患。
（四）中資企業在印度文化環境中遇到的問題
1.政府行政效率低、隱性成本高
由于印度舊觀念的束縛，歷史由來的慢節奏習慣，加之政府機構臃腫，中央政府、邦政府，各黨派之間復雜的關系等等都導致政府的行政效率比較低下。印度政府的官僚風險也體現為腐敗現象較為普遍，并已經形成一個產業，稱之為政府中介和代理，將利用公權謀私利變成合法化。
不同等級的代理往往有著不同的“神通”，可以不同程度地辦成事，如參與中標，取得批復等。有些代理是現任領導的關系，有些代理是卸任領導的關系，收費不同，效果也自然不同。這種不透明直接導致了企業進入印度市場的代理灰色支出多，隱性成本高。
2.本地員工流動性大，用工成本高
印度底層勞動工民受教育程度低，工人工作態度散漫，其自我要求不高，對生活追求還處于溫飽階段，宗教信仰影響深厚，與國內工人相比工人干勁和責任心都有很大差距。中資企業在印度運營，由于語言、文化等方面的差異，經營管理面對很大的挑戰。因為印度通脹水平較高，因此在印度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律，就是員工薪水一般每年都要以不低于通脹水平的幅度增加，這無疑增加了企業運營的成本，而不增加員工收入水平，可能就會面臨員工的流失問題。
3.文化背景差異大，思維方式差距大
印度傳統文化中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宗教不僅對人們的日常思維、行為方式都起到規范作用，而且對商業行為也有很強的影響。而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外資企業在印度投資創業，往往更看重的是經營成果和投資回報，是以商業行為尋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為首要目標，這與本地經濟發展目標之外還有的文化宗教等社會利益訴求有時難免會產生沖突，進而引發投資風險。
比如，韓國浦項鋼鐵公司計劃在印度奧里薩邦（Odisha）投資建廠，最終因為本地環保、土地和用工等問題糾纏十年不成，導致投資退出，其中文化理念不同、思維方式差異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4.市場誠信不足，合作伙伴尋找難
印度企業信用較差是不少中資企業在本地發展中遇到頗為頭痛的問題。印度企業合同談判能力極強，不僅要求成本低質量好，往往還要扣減尾款，不合作還可能采取要求保函履約的極端方式。
在印度市場中，中資企業為謀求市場份額，在初期一般會以降價甚至不惜虧本的方式謀求市場份額，但合作伙伴往往處于自身利益考慮并不能與中國企業長期發展要求相配合，所以導致不少中印企業之間的合作較為困難。
中資企業在印度面對的風險和挑戰評分
四、在印日韓企業發展的對比分析
（一）在印日本企業發展情況
印度與日本的經貿關系在過去幾十年來穩步發展，2000年日本對印度的投資占印度全部外商總投資的7%位于第4位。在2000年至2015年日本對印度投資180億美元，遠高于中韓。日本對印度出口主要是家電、機械，電子產品等高技術類產品。2004年以來，隨著本土生產的需求增加，日本對印度投資逐年上升，至2008年到達頂峰，其后受經濟不景氣等多重因素影響，投資額有所下降。
日本政府在開拓海外目標市場方面，一貫善于利用產經結合方式拓展海外市場，即政治上選中目標國家后，利用政府長期低息援助貸款介入基礎設施和工程建設等項目，由日本企業負責具體實施和運營，不僅得到本地政府在宏觀層面的政治經濟支持，在微觀層面也幫助日本企業實現了長期利益的最大化。
在莫迪政府上臺后，日本政府與印度政府已多次簽署相關備忘錄，計劃在之后的5年內在印度投資350億美元，并提供相應的技術支持和融資支持。如德里地鐵項目，還有孟買至艾哈邁德巴德高鐵項目，都是利用日本政府提供的超長期低息貸款等獲得融資支持。
日本對印度投資額與投資行業分別占比可見下圖。
此外，在日資企業在印投資方面，日資企業善于利用自身優勢，通過關注長遠利益、尋找優秀本地合作伙伴、本地化等方式拓展本地市場，這往往成為日本企業在印投資發展成功的致勝因素。
對此，最成功的案例應首推MARUTI SUZUKI。1983年12月日本鈴木SUZUKI公司選擇印度本地maruti公司進行合作，合作后的公司不斷加強市場調研，以開放性的學習態度，加強創新，加大本地化力度，根據客戶需求開發專供印度市場的省油和物美價廉的汽車類型，并采取不同的分銷策略，如對教師減少車貸利息，對有良好收入的顧客給予優惠等方式取得了相當大的市場份額，目前該合資公司已經成為印度市場占有率最大的乘用車公司。
（二）在印韓國企業發展情況
韓國企業相比日本企業在印度發展較晚，目前大約1000家韓國公司在印度投資，在1990至2014年投資了近39億美元。韓國企業對印度投資在2006-2008年達到頂峰，大約有218家公司在印度投資，僅僅在2007年一年內的投資額高達5.1億美元。
韓國在印度主要投資在制造業領域，韓國三星電子，LG電子，現代汽車等著名財團都已進入印度，在各個產業中都占有很大一部分市場占有率，不僅面向本地銷售，也通過印度制造基地將產品出口至中東，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等國。
與在印投資的日本企業類似，韓國企業也往往通過優勢產業切入、目標長期化、運營本地化等努力，在印度占有了較大市場份額。
五、中國企業在印發展機遇和對策
（一）印度市場發展機遇
1.人口紅利有優勢
目前印度已超越中國，成為世界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恰好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之際，印度穩定的經濟基本面和改善的投資氛圍提升了其發展前景。印度還有人口方面的優勢，其處在18-24歲年齡階段的人口達18%。在未來30-40年間，這些年輕人將成為充滿活力又有生產能力的勞動力，為印度發展提供巨大的人口“紅利”。
2.經濟形勢見好轉
從近年的經濟發展情況看，在莫迪新政府上臺后，隨著政策驅動和投資拉動的多項措施作用，目前印度經濟止跌回穩趨勢較為明顯，這為投資印度提供了較好的時間窗口。
3.市場發展空間大
印度基礎設施較差，公共設施落后，包括城市道路與城際間運輸，電力不足等已明顯成為經濟發展的短板。印度工業發展同樣比較薄弱，高檔次成套機械設備大部分都仍依賴進口。印度市場空間巨大，如果政府政策推進有效，其將釋放巨大潛力。
經過改革開放后多年的發展，中國建筑施工、工業制造等能力不斷增強，很多領域已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同時產品性價比高，也有很強的市場競爭力。目前，中國國內部分行業產能過剩，通過響應“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進一步拓展新市場新客戶，實現優勢產能輸出與合作，是未來中資企業的發展方向。近年來中印雙方高層的不斷互動，表明兩國關系正逐漸向穩定，友好方面發展，這為中資企業開拓印度市場，實現產業優勢互補提供了良好的政經環境支持。
（二）中資企業對印度經濟發展的展望
1.對政府政策的展望
莫迪政府近年來推出了一系列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吸引外資與振興國內制造業，如簡化投資手續、統一全國商品和服務稅(GST)稅率、提出并實施“印度制造”、“數字印度”、“智慧城市”等多個長期發展計劃等等。目前看來，部分鼓勵政策已在有序推進，但也有部分政策因為種種問題仍然還未能看到具體的進展。
從對政府政策預期調查看，調查企業中有74%的中資企業對莫迪政府政策評價是計劃很豐滿，現實很遙遠，僅有4%的企業對此屆印度政府信心十足?？陀^的說，從過往歷史實例看，印度政體中有些根深蒂固的傳統，與宗教、階層、黨派等的混合作用，使得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推進過程確實比較漫長。
2.對經濟前景的展望
調查顯示，有35%的中資企業認為印度經濟在未來三年可能向好發展，27%的企業認為印度在未來3-5年將快速發展，27%的企業認為如果印度進入快速發展期。至少還需要5年以上，12%的企業認展望印度經濟在未來3年之內不會有太大變化。
3.對行業市場的展望
參與調查的中資企業認為，印度在未來三年內：電力、交通運輸業、房地產、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電信運營等行業發展潛力巨大。從實際情況看，印度國土面積廣闊，天然資源豐富，具有很好的發展基礎，如風能、太陽能、水能等清潔能源資源豐富，為印度政府積極推進清潔能源發展提供了有效資源保證。因為某些諸如歷史傳承、文化、政府管理等原因，部分行業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如醫療醫藥及制藥、IT服務業等都有很大的潛力。
中資企業認為未來三年中最有發展潛力的行業
（三）中資企業在印生存發展建議
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走向世界舞臺的同時，經驗告訴我們，缺乏長遠規劃的盲目出海將可能導致災難性后果，企業需要不斷提高戰略規劃和執行能力，將國際化和企業長遠發展目標協同一致，全面評估自身競爭力，揚長避短，因地制宜，謀定后動，方能決勝千里。
展望未來，中國對外投資熱潮將持續席卷全球，中國企業將面臨更廣闊的海外投資空間。機遇當前，我們期待有更多具有前瞻性視野的中國公司邁出穩健堅定的出海步伐，從容應對各種挑戰，成就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夢想。
在機遇和挑戰并存的情況下，中資企業如何才能在印度市場“生存”的更好，根據調研結果，我們提出相關建議和對策如下：
1.借鑒中國商業模式，創新發展本地市場
印度投資環境與中國二、三十年前很像，印度政府也在高調學習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加強對外開放，加大吸引外資力度。在印度市場中求生存謀發展，中國企業可以考慮更多地借鑒中國商業模式，結合印度市場內外部環境，創新復制適合中資企業在印度發展的商業模式，并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不斷改進發展。
2.篩選當地合作伙伴，有效切入本地市場
通過與熟悉本地市場規則，有較高市場影響力的本地企業結成合作伙伴關系，將會給中資企業開發印度市場帶來很大的便捷。如在產成品銷售領域，選擇規模大的代理商，將幫助中資客戶很快鋪開印度市場的經銷網絡，實現市場的快速占領。在工程承包和建設施工領域，由于印度產業門類比較齊全，部分優勢企業在市場有相對較大的話語權，只是水平相對落后，因此，選擇好的合作伙伴，是中資企業進入本地市場的有效途徑之一。
3.充分有效市場調查，制定可行商業計劃
當下中介機構提供的一般性市場調查往往并不深入，泛泛談論的多，風險與警示提及較少，對市場具有一定夸大，使中國投資者在投資初期信心滿滿，但進入印度市場后感到巨大落差，很有可能導致后續決策失敗。企業在投資前，應做深做細市場調研，對市場容量、產品價格和未來發展空間等應深入分析，認真確認核實商業計劃，若投資后再發現問題則悔之晚矣。
4.確定可行營銷戰略，抱有合理發展預期
中資企業應認真確定自身市場定位和目標市場，可以考慮針對不同客戶不同需求采取差別化供應的發展策略，在性價比、服務效率、市場認可度和長期發展策略等等方面，確定適合本地特點的營銷戰略，以有效占領目標市場。同時，要深入理解印度市場特點，入鄉隨俗順應市場形勢，對發展目標應有合理預期。
5.深入了解法律環境，合法合規經營為先
印度法律法規規范嚴格，監管部門監管要求多且復雜，有些法案和法規要求的更新頻率高、內容變化大，對外資企業是普遍性的難題。中資企業應以合法合規經營為必須的首要條件，內部相關人員應及時了解相關信息，提前制定法律風險防范預案，并通過外聘合格律師事務所、內聘法律顧問等形式，預防觸犯法律，限制經營等不利情況發生，或在遇到相關風險事件，能夠及時有效防范法律風險。
6.互幫互助抱團取暖，共同解決發展問題
從實際情況看，大多中資企業初到印度市場，面對很多都是共性的問題，如簽證辦理、企業注冊，稅務申報、賬戶開立、融資要求等，面對困難往往缺乏有效指導，摸索解決方案時可能走彎路又花費很多人力物力，對問題解決效果還提心吊膽。因此，建議中資企業可以通過企業協會形式抱團取暖，增進企業間合作交流，尋找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
7.有效利用多種渠道，爭取有利政策環境
近年來中印政府間高層互訪頻繁，戰略互信機制不斷極強，加之兩國政府“印度制造”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互補可能性逐步顯現，交流渠道和多邊溝通機制愈來愈多。中資企業可以通過使領館的經商部門、企業協會等渠道，在合適時機向對等的政府機構、企業協會解釋中國產業政策和發展思路，爭取行業、企業等多層面的相互理解，促進互通共贏共榮，爭取有利于中資企業本地發展的政策環境，為業務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取得有效支持。
參考來源
1. 孟買總領事館經濟商務室，《2015年1-12月中印經貿數據》
2. 孟買總領事館經濟商務室，《2014年1-12月中印經貿數據》
3. 孟買總領事館經濟商務室，《2010年中印經貿合作概況》
4. 世界銀行2015年度報告
5. 《CHALLENGES OFDOING BUSINESS IN INDIA》，KELLY DRYE
6. 印度政府工業政策和促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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