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拯救石油？

沙特終于同意限制石油產量了，國際油價一下子上漲了不少，但這只是沙特、卡塔爾、俄羅斯和委內瑞拉四國的倡議，至于能不能落實還要看歐佩克以及其他產油國會不會配合。此外，四國協議也只是達成了將產量凍結在2016年1月份的水平，這也是當下產油國能夠達成的最大妥協了。

減產，依然是遙遙無期，油價上漲無望。油價斷崖式下跌帶來的沖擊正在顯現，產油國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沉降，中東地區陷入混亂無助之中，高油價形成的政治經濟模式已經難以持續，產油國財政崩潰以及可能的債務違約有可能帶來新的沖突。很多投資者寄希望油價能夠觸底反彈，而產油國則希望捍衛市場份額等待高油價的到來。悲哀的是，低油價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更多的是產油國之間的博弈，石油時代短期內不會終結，但是高油價的美好日子卻一去不復返了，尤其是常規石油的生產國，不要再懷念那個油價超過140美元/桶的夢幻時刻了。

四國凍結石油產量的協議是不是產油國之間競爭的結束呢？未必如此。而這一協議的達成也進一步說明歐佩克的話語能力的衰落，它不再是價格的聯盟，而是清談的俱樂部。根本來說，歐佩克內部的差異之大，已經無法使之采取集體行動，油價下跌對歐佩克成員國的影響完全不同，而且各國對低油價的認知也是有云泥之別。委內瑞拉遠離中東地緣政治震蕩的是非，油價暴跌讓這個國家的財政已經難以持續，提高石油收入已經變成總統馬杜羅最迫切的要求。因此，委內瑞拉為了推動產油國的減產提價頻頻進行穿梭外交，這次四國協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委內瑞拉不斷奔波的成果。為了協議能夠落實，這個拉美國家還要說服伊拉克、伊朗，當然，它的初衷比較單純，只是為了增加收入。

而歐佩克的老大——沙特阿拉伯的心情就比較復雜了，油價不僅僅關系到錢的多少，更是沙特在中東地區安全的關鍵因素。沙特在高油價的時代積累了比較多的外匯儲備，可以熬過三五年的苦日子。俄羅斯和伊朗兩大產油國在地緣政治上是沙特的對手，尤其是伊朗，低油價于沙特來說，能夠得到相對收益，自損八百，殺敵一千。俄羅斯在產能方面與沙特不相上下，在油價比較高的時候，沙特花費巨資建立了剩余產能，以此增加沙特在國際石油市場中的話語權。伊朗核協議已經生效，伊朗石油也將進入國際市場，但是伊朗的產能遠遠不能與沙特等國相比，因此，伊朗斷不能接受四國達成的凍結協議。當各個產油國躺在高油價上把錢賺足的時候，伊朗卻在制裁之下掙扎，現在好不容易有了賺錢的機會了，結果油價暴跌，還要限產。沙特和委內瑞拉代表了產油國兩個不同的立場，在經濟收益和地緣安全之間，各國還有不小的權衡空間。

產油國各懷心思，要團結一致恐怕并不容易，沙特愿意凍結產量，但是前提是不損害其安全利益，也就是同樣要限制伊朗，這一前提條件本身就極可能讓四國協議變成一紙空文。雖然各國情況不一，但是低油價的確給產油國帶來了共同的難題：必須適應低油價時代的來臨，放棄油價回歸100美元/桶以上的幻想。如沙特前石油大臣亞馬尼在2000年所言：未來30年我們有足夠的石油儲量，但是石油購買力不足。大量石油埋藏在地底下。

石器時代的結束并不是意味著世界上沒有石頭了，同樣，石油時代的終結也不代表石油短缺了。這樣的論斷尤其適用于當下，也是對各產油國最直率的警告。美國斯坦福大學能源問題專家戈雷利克在《石油恐慌與全球危機》一書中反駁了各種石油短缺論，并指出常規石油的開發只占石油儲量中非常小的一部分。當下頁巖油氣的開發也印證了這一觀點的正確性。非常規石油資源的開發正在打破石油生產與供給的結構，低油價給產油國帶來了政策的困境：如果限產提價那么美國的頁巖油生產商也可以從中獲利，此外，油價上升也有助于新能源的開發，比如電動汽車如果大行其道，那么石油的需求會進一步萎縮。如果不斷增產，那油價可能繼續下跌，即便維持當下的產能，未來半年，全球的石油儲備庫也會被裝滿，油價跌破20美元/桶，也不是沒有可能。

低油價帶來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石油美元的衰落，石油不僅是商品，更是金融媒介。上個世紀70年代，石油美元成為國際金融市場重要的力量，高油價讓石油美元不斷膨脹，由此帶來的石油美元的環流塑造了新的政治經濟現實。產油國通過石油美元“購買”社會安定，通過向國民派發福利的大禮包，這些國家保持了政治與社會的安定，阿拉伯之春之后，各產油國增加了福利開支，也成為財政剛性開支的重要項目。

可以說，產油國的生產成本不僅包括石油開采的成本，也需要考慮各國財政平衡所需要的油價水平。即便沙特，去年也出現了近千億美元的財政赤字，不得不砍削一部分補貼開支，沒有石油美元的支撐，如何安撫年輕人的情緒是個問題，畢竟在這個互聯網的時代，群情很容易激昂。而產油國基本都是“半全球化”的國家，一條腿已經深深地踏入了全球能源市場，介入到全球工業體系之中。但是，產油國自身并沒有經歷工業化的洗禮，相反，巨量的石油美元讓已經工業化的國家經歷著“去工業化”的過程?？瓷先ギa油國很富有，但吸納就業的能力很差，為了社會安定而不斷增加福利開支，從而對高油價形成了嚴重的依賴。

低油價大大抑制了各個產油國的外交能力，同時也讓中東地區的地緣戰略價值有所下降。至少在奧巴馬任內，美國對中東會繼續采取敷衍的政策，中東地區的安全結構塌陷，曾經躲在美國保護傘之下的海灣產油國“沖出江湖”，但是，石油美元很難轉化為地緣政治的影響力，更不用說重塑地區安全結構了。敘利亞危機之后，海灣產油國給反對派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敘利亞現在已經變成了中東的黑洞。我們在反思美國等大國政策失敗的同時，是不是也要檢視一下敘利亞“周邊國家”的政策水平和能力呢？沙特不但介入到敘利亞內戰之中，還在也門開辟了新的戰場，南北兩場戰爭至少證明沙特還沒有能力“接盤”中東。低油價讓沙特在國內政治穩定與外部干涉之間需要平衡，但內政與外交都依賴于石油美元的流入。

同樣的困境也發生在俄羅斯身上，低油價終結了普京執政以來的“美好時光”，經濟衰退、資本外逃、外部制裁等等挑戰接踵而至，但是普京并沒有放棄地緣的雄心。相反，借助地緣政治的變動，普京逆轉了2012年大選時比較差的民意支持率，換句話說，普京政權的合法性已經實現了騰挪，從內政的績效轉移到應對外部威脅的能力。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呈現出異樣的風貌：在自我防御中擴張，防御是俄羅斯自我認定的，而擴張則是歐美所感知到的。低油價大大限制了俄羅斯的對外干預能力，這與普京的外交戰略難以匹配，能力難以滿足意愿。如果不能改變意愿，那有可能形成國策性的失誤，無論俄羅斯還是沙特。而它們所面臨的現實則是，兩國都深深地介入到了中東的變局之中。為了轉移低油價對國內政治的沖擊，產油大國極可能采取更加激進的外交政策，由此，形成系統性風險的累積。

半全球化的產油國借著石油美元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重要參與者，而石油美元的“干癟”，打破了高油價時期形成的平衡狀態和心理預期。石油安全的涵義也隨之一變，石油消費國耗費巨資購買的資產大幅度縮水。不僅產油國要適應低油價，石油消費國也需要應對這一新常態。石油的沉浮背后其實也是全球權力與財富的重新洗牌，也許等到塵埃落定的時候，人們才能看出這一變局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也能看到當下各國的忙亂與迷惑。

?版權聲明|文章來自中國經營報(北京)，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本站任何文章：